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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核心閱讀】
　　天津醫調委有一些“法寶”：制度上，1萬元以上的醫療糾紛必須經醫調委調解，所有二級以上公立醫院必須加入醫療責任保險。資金上，政府出資購買服務，保證了醫調委的第三方獨立性。但進一步發展也面臨瓶頸：目前還存在人手不夠、工作壓力大等問題，面對醫鬧時效果也相對有限。
　　羅欣（化名）的母親因摔傷右髖入住天津某三甲醫院，接受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，沒想到手術後出現急性心梗，搶救無效死亡。羅欣不能接受“換個髖關節人卻沒了”的結果，來到了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，為他們調解的是剛從天津市和平區醫學會退休的主治醫師薑兆理。雙方在陳述時，羅欣的話不多，只提出10萬元的賠償，醫院的代表卻強硬地堅持“是手術風險的範疇”。
　　“心電圖有明確異常時有沒有請心臟科會診？有沒有針對心臟問題的術前討論和評估？”薑兆理向院方提出了非常專業的問題。他還咨詢了專家委員會的意見，專家認為，醫方對患者心臟疾病未予術前評估和討論，術後關註不夠，存在過失，但患者的死亡其自身疾病占主要因素，故醫方應承擔30%的責任。根據法律規定應賠償20.5萬元。羅欣和院方都接受了調解結果。
　　這是天津市醫調委經手的一個案例。近年來，醫患矛盾較突出，各地紛紛建立醫調組織。醫調委有效嗎什麼路徑保障效果？記者展開調研。
　　靠制度叫停醫患私了
　　天津市醫調委成立之前，出了糾紛，花錢私了往往是很多醫院的選擇。
　　“那時，醫療糾紛主要通過醫患雙方協商解決、申請衛生行政部門處理、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三種途徑解決。”天津市衛生局醫療服務監管處處長葛樂介紹，“三種途徑各有弊端。醫患雙方協商常常由於情緒激動、矛盾激化而談不攏；由衛生行政部門處理，人們通常認為衛生行政部門和醫院是一家人，難免袒護醫院；到人民法院訴訟，程序複雜，一個案件常常要拖幾年甚至十幾年，耗不起。”
　　這種情況下，為了向醫院施壓，有的患者毆打醫生、停屍鬧喪、強占病房，甚至出現了職業“醫鬧”。在各醫院的院長們看來，最頭疼的不是患者依法維權而是“醫鬧”，醫院只能和患者私了，花錢買平安，進而形成“大鬧大賠、小鬧小賠、不鬧不賠”的不良示範。
　　2009年2月1日，天津率先在全國頒佈實施了第一個省級人民政府令《天津市醫療糾紛處置辦法》，建立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和醫療責任保險兩項機制，斷絕了私了的後路。
　　辦法規定，索賠金額1萬元以上的醫療糾紛，醫患雙方無權自行協商解決，必須經醫調委調解。違反規定私了的醫療機構可能面臨黨政領導免職、醫療機構降低等級、與財政補助掛鉤的考核一票否決等嚴厲處罰。
　　醫院不能再隨便出錢賠償患者，並不意味著患者的正當權益無法保障，取代醫院進行賠付的是開展醫療責任保險理賠業務的保險公司。2009年起，天津所有二級以上公立醫院和市衛生局簽訂《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置承諾書》，加入醫療責任保險。每家醫院根據醫療服務數量繳納不同數額的保費，保費與醫療責任賠付掛鉤，醫療糾紛少、賠付額低的醫院，下一年度續保費用優惠幅度最高可達50%，反之續保費用最高漲幅可達上一年度的3.5倍。
　　2008年天津市發生醫療糾紛1142件；而2009年至2013年，平均每年發生醫療糾紛439件，比2008年相比下降62%。
　　靠獨立、專業保公正
　　天津市司法局基層處處長杜軍介紹，天津推行的獨立第三方調解的方式不收取任何費用，由政府全額出資購買服務，確保獨立、公正的第三方地位。醫調委的辦公地點、經費及調解員工資均由天津市政府支持。
　　天津醫調委主任歐陽澍介紹，醫調委共有專職人員22人，其中從事調解工作的19人。每次調解由一名調解員和一名助理調解員參加。調解員都是有著醫學工作或政法工作經歷的老同志擔任，助理調解員是法學和醫學專業的大學畢業生擔任。來到醫調委的糾紛雙方都要在調解員的主持下，走釐清事實、分清責任、依法賠償的程序。
　　此外，天津從全市醫療機構遴選了具有豐富臨床經驗和醫學鑒定經歷的211名醫學專家，28名法學和保險領域的專家，組成了專家咨詢委員會。
　　一旦發生糾紛，醫調委在調解時首先要判斷院方是否存在過錯。統計數據顯示，5年來醫調委受理的2304起糾紛中，判斷醫院沒有責任的只有約100件；市衛生局共召開59次937個案件的分析會，吊銷了兩名醫生的執業證書，10人被暫停執業6個月到1年；平均調解成功率為87.5%。
　　靠聯席會應對醫鬧
　　大部分患者及家屬都能理性解決問題，化解糾紛，但歐陽澍承認，“醫調委不是萬能的，還是會有少數人選擇極端途徑。”
　　對於可能出現的惡性傷醫乃至“醫鬧”行為，《天津市醫療糾紛處置辦法》實施後，衛生局、司法局、公安局、保監局、醫調委等部門建立聯席會制度並制定醫療糾紛應急處置預案，在“醫鬧”等惡性事件發生時第一時間到現場辦公，及時引導醫療糾紛進入調解程序。此外，對於惡意敲詐、“醫鬧”影響惡劣的，按照有關法律規定由公安機關處理。
　　目前，《天津市醫療糾紛處置條例》已經被列入天津市今年的立法工作計劃。天津市衛生局黨委書記、局長王賀勝表示，通過立法，能更好打擊醫鬧。
　　除了問題的複雜性，醫調委自身也面臨壓力和挑戰。有的患者和家屬對調解結果不滿意，大罵調解員，當場摔了杯子，還闖到歐陽澍的辦公室大鬧，“信不信我現在就卸你一條腿。”“這種陣勢我見得太多了。”歐陽澍說。
　　此外，學習壓力大、人才短缺都是現實問題。歐陽澍說，每位調解員都要同時處理二三十件糾紛，新調解員補充不上，這些都是制約醫調委發展的瓶頸。
　　醫調委是發生問題之後的疏解平臺，想要真正解決當前醫患矛盾問題，在王賀勝看來，還是要從根子上想辦法。
　　“我國目前優質醫療資源還不能滿足百姓的需求，排幾個小時隊去掛號，等幾個月住不上院，誰心裡都會有火，而另一方面大醫院的醫護人員超負荷運轉、工作壓力大是不爭的事實。”
　　王賀勝說，矛盾的解決需要隨著國家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深入，不斷改善醫療衛生供給，提高醫療保障水平。　　（原標題：醫調委靠中立化解糾紛（民生調查））